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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谈《活着之上》:保证我们做人还有一个底线
2015-03-19 / 南方周末 作者:冯翔
  •   《沧浪之水》和不走弯路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真号称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活着之上》是他这辈子要写的“最后一本”。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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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和不走弯路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真号称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活着之上》是他这辈子要写的“最后一本”。

       阎真只写过三部小说。写留学的《曾在天涯》,写女人的《因为女人》,写官场的《沧浪之水》。主人公全是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其中,于2001年出版的《沧浪之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66次。

      《活着之上》的主角仍是知识分子,一个名叫聂致远的大学教授。他的家乡,就是《沧浪之水》主人公池大为年轻时工作过的一个县。

池大为的人生,是一个明显的V形。他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房子没有,职称没有,儿子被开水烫了没钱治,夫妻俩跟岳母长期睡一个房间导致他阳痿……

等到他“幡然悔悟”,开始与权力同流合污,立即在官场春风得意。

     《活着之上》主人公聂致远的人生不再像池大为那样,是一个剧烈的大V字,而是一条平稳起伏的波浪线。

       没有刻意去争什么,他也评上了副教授、教授;老婆没送礼也没被潜规则,居然也争到了区编制。他口无遮拦、不听招呼、放弃机会、得罪领导,居然基本没受什么惩罚。虽然第一流的资源轮不到他,但第二流、第三流的资源比如找工作、涨工资、评职称,都没有落下他一份。

       绝对化,是阎真小说的一大特色。阎真的上一部小说,写知识女性困局的《因为女人》引起巨大争议。有批评说,他“把人的自私、欲望和无聊概括为人性”,“男人有了本事一定会出轨,女人就挺着吧”。

     《活着之上》的场景是高校,书中高校里的各类领导没有多么面目可憎。他们做一些有违公平的事情,如给家境富裕的学生评奖学金,指定某个家里有背景的学生为班干部……也都是迫于“上级指示”,“其实也很可怜的。”他自己的表述是:这不是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一本揭露高校黑暗和腐败的书。

     《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之间还有一个反差,就是对待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和曹雪芹这些圣贤的态度上。

       在前一本书里,阎真证明了“为什么那些圣贤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在《活着之上》里,他提倡的是那些圣贤的精神人格。

       阎真没有博客,也不用微信,但他几乎每天都上网浏览新闻和各种评论。在《活着之上》里,他塑造了一些怪异的文化现象,如“吃绿豆谈养生”“荷花姐姐”等等。这显然可以从普通人这些年都很熟悉的一些人和事找到原型。新闻进入文学,这些年已从余华、贾平凹等作家的尝试中被发现是吃力不讨好。张悟本与芙蓉姐姐,其实都早已退出公众视野,阎真这部书才推出来,像是把他们改头换面再写一遍。

       阎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有点恐慌。写完《活着之上》,“一时感觉自己有点空了”。(以下为阎真自述)

知识分子不会完全被功利主义牵引

     《沧浪之水》是写体制,可能极端了一点点。体制对人进行负面的改造,以适应这种体制的要求。说实话,这种状况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多机关工作人员,谁敢跟领导说个“不”字?

       和《沧浪之水》一样,这部小说也是表现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的,《沧浪之水》写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妥协,《活着之上》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坚守。

       这两种状态在生活中同时存在,我的新小说之所以转换了表现的方向,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不会完全被功利主义所牵引。

       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我们很难去用一个概念去概括人和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聂致远不是文化英雄,而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他有他的坚守,也有他的犹豫。

       我个人跟十多年前比,平和了一点,没有那么极端了,会承认人性在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人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他有个人的欲望、想法,也能理解。

       这部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不像《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那么波澜起伏,也是受现实生活的制约的:高校教师的生存状态本身就是比较平稳的波浪线。当代表现高校生活的小说不少,但大多数在我看来都过于追求戏剧化了。

       我没有把领导说得很坏,因为的确不是那么回事。在社会上某些人的观念中,“领导”已经被概念化,漫画化,甚至污名化,这不是生活的真实,至少不是当代高校生活的真实。

       这些高校领导,真的都是普通人,也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才在搞课题、评职称、争取学术地位这些麻烦的事情上下工夫。

      《因为女人》表现的是生活比较负面的局部,也是一种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局部。小说中的男性都是比较负面的形象。这是由我的小说想表达的主旨所决定的。就像鲁迅笔下的中国人,都是麻木愚昧的灰色人物,只能代表他对生活的观察,而不能说是中国人的总体面貌。应该说,相对而言,高校的人文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官本位虽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还是要受学术标准的制约,这就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聂致远还能够凭着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获得开拓自己生存空间的机会。我本人是这种状态,还有不少同事,也处于这种状态。

我们都是凡人

       作家跟记者的身份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个作家,我从来不追求新闻性。一个作家追求新闻性,那是他扬短避长,自我局限。我把那些事情写到小说中,为的是表现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跟我想表现的思想是吻合的。我很愿意从新闻中得到启发,第一是故事性的启发,第二是思想性的启发。新闻能够帮助我更准确地把握当代社会的精神状态。

       写张悟本、芙蓉姐姐,我是从与新闻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去写的。我不是要去批判他们,而是借这些事情来展示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现在文学里写的情节,哪一件事读者没看到过?尤其是写当代生活的小说。比如莫言的《蛙》,你说他每个情节都是新颖的?他写计划生育,那些故事细节,都是报纸上看了几百遍的东西了,这并不局限他的创造性。

       我不认为传统道德观念都是虚伪的和不适用的,或者说过时的。传统文化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有思想资源的价值。当然传统又是复杂的,多样的,负面的因素也不少。但我认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和曹雪芹等等文化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血泪人生以至生命,证明了比自我生存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的真实存在,这就是《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

       那些古代的圣贤在今天也要付出代价。我们都是凡人,学不了圣贤。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可以对我们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感召,保证我们做人还有一个底线,不去做很坏的事。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沧浪之水》里就非常绝对化,你不向权力靠拢,活都活不下去。我只能说:机关和学校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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