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日，我在凤凰古城某个拐角，见到一本80年代中期的《芙蓉》杂志，载有韩少功、谌容等人的小说。纸张已黄脆，只能小心翻阅。我想买下这本旧杂志，稍做犹豫又放下了。过后偶尔想起，就有些后悔，似乎那本旧杂志还在凤凰等我去呢。

我在意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许缘于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渊源吧。年轻时买书没多少版本意识，逢着自己喜欢的书，看看价格估摸口袋，就买下来。多年之后整理书架，竟发现很多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比如一套钟叔河先生主编的《周作人文类编》十大卷，我非常喜欢，同我照例非常喜欢的《鲁迅全集》并放在书架上。

我第一次造访湖南文艺出版社是1992年夏天。当时，我在长沙某个地方短训，抽空送了一个短篇小说到《芙蓉》杂志去。接过我稿子的是一位漂亮小巧的年轻女编辑，笑吟吟的样子。我没敢进编辑部去坐，站在走廊说了几句话就逃之夭夭。这篇小说后来在别的杂志发表了，并被《小说月报》选载。尽管小说没有被《芙蓉》采用，但那位女编辑的热情很让我感动。多年之后，我同这位女编辑有了朋友之谊，她听我说起这段往事，脸上仍是当年的笑容。

1999年，我第一次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没这回事》，刘茁松先生约稿并编辑。我同茁松先生交往颇多，他编的书我都喜欢。那本台湾阿宝的《讨山记》我写过推荐语，两种版本我都有，两种版本都看了。他参与编辑的《历代辞赋总汇》皇皇大观，当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莫大功德。茁松先生极是严谨，他编辑《没这回事》的时候，从文字校改到封面设计俱细致周全。我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很是雅致、清新、文艺。不料，书店营业员却说：“《没这回事》翻的人太多，封面太容易脏了。”茁松先生听了一笑，说：“没人看的书，封面最干净。”

我第一次出门签名售书，就是为这本《没这回事》。记不得随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去过多少地方。记得最清楚的是去山东临沂。出门那天，我正发着高烧，吃下超剂量退烧药赶往机场。也许是高烧的缘故，我已记不得是飞到济南，还是直接飞到临沂。只记得一觉醒来烧是退去了，却长了满嘴的水泡，嘴唇黑红的一圈。签了一个上午的书，排队的读者仍还很多。不得已，书店请读者朋友把书夹上纸条，集中起来送到酒店，我晚上再慢慢地签。这本《没这回事》让我首次享受到作家的小虚荣。

湘海先生接掌《芙蓉》杂志，约我写专栏、写小说，每回电话都急急如催命冤家。我深知文学杂志之艰难，亦更知文学编辑之辛苦，再怎么忙也要把湘海的文债还了。那几年，我在《芙蓉》发表的随笔和小说，也有自己较满意的。中篇小说《我的堂哥》、短篇小说《桂爷》，都是在湘海先生的催促下写成的。也许，没有湘海先生的催命电话，就没有这些小说吧。编辑跟作家，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凡事皆有缘。清华先生主持湖南文艺出版社，每年都约见我几次，耳提面命。近日听清华先生说，当年他受命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来，一位领导嘱咐：“你如果天天守在出版社，说明你没有把社长当好；你更多时间是陪作家喝茶聊天，说明你把社长当好了。”我想告诉那位领导，清华先生真如他所期望的，早就是位好社长了。2012年，正是在某次茶叙上，清华先生跟湘海先生同我商量，有意把我的所有作品结集出版。书的名目，商量过很多次，叫“全集”似乎不妥，最后叫作“典藏版”。从版式到封面设计，清华先生亲自把关，湘海先生忙前忙后。样书出来，耳目全新。我的书过去常被某些出版机构往畅销书上包装，封面及版式设计总不能让我满意。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典藏版推翻了某种迷信，书好不好销并不在于封面是否抢人眼球。读者看的是书，不是看封面的花哨。

这两年，为了《大清相国》《爱历元年》等书，我忙于去各地签名售书，跑得太多了，也非常累。我便在微博里调侃：“作家签名售书就像耍猴戏，出版社便是那敲锣牵猴的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已是我的东家，我让东家牵着走卖力吆喝也是分内的事。”

东家开店三十年了，嘱作文叙谊并写祝语。我附庸风雅写了八个字：大雅扶轮，小山承盖。清人诗云：大雅扶轮归老辈，小山承盖属舆台。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大雅之书多矣，我的那些文字唯区区小山而已。承蒙不弃，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