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掌上长沙3月1日讯（全媒体记者 胡兆红 通讯员 陈漫清）《幸福街》从构思、写作、几易其稿到正式出版上市，在长达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作家何顿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想表达什么？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地域性写作，用地域性语言进行个性化叙事，再由地域抵达世界，何顿怎样呈现中国经验的叙事美感？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幸福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各地的近20位评论家围绕何顿写作及其新作《幸福街》展开讨论，并一致认为何顿的写作经验和悲悯情怀让《幸福街》呈现出了“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气象。

《幸福街》通过勾勒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的命运遭际，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命运境况与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这部作品上市才几个月，就受到了各界关注。评论界认为《幸福街》深刻地还原了时代的风貌，读者把《幸福街》看作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认为共谱了几代人难忘的记忆。

写《幸福街》这部书，何顿坦承自己动了十几年的心，他一直想写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但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还有很多可能性，还不到动笔的时候，后来经过了生死沉淀，他才生发了写这本书的强烈欲望，而起名为《幸福街》，主要有三个寓意，“首先是很字面的意思，就是希望健康、幸福地活着；其次，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命名，与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非常契合；最后，是地域性写作的延续。”

与会专家一致提到，这部作品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何顿，情怀更博大，内蕴更深广，而何顿也破天荒地接受评论家的意见，多次修改。从死神手下走出来，让何顿的文风和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从生死迷茫的状态中醒过来之后的第五天，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可以写作了，就让我老婆拿了一个折叠的小桌放在病床上，我在上面写作。写作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的一种精神支柱、一个信念，写一行字、写两行字好像就是吊着我一口气。”

《幸福街》深刻还原了时代的风貌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去一味地幻想突破。从《生活无罪》《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无所谓》《荒原上的阳光》到《湖南骡子》和《幸福街》等，光是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何顿用自己超常的毅力和耐力，不负于“作家劳模”的美誉。但这个称号不只是对他高产的褒奖，更是对他每一部作品都能保持高品质的褒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卑微的人、大写的历史和血性的土地”立传，都是“他的思想、精神朝向大地、朝向历史的一次次映射”。

评论家李建军认为这难能可贵，“因为现在整个当代创作，流行一种非历史化、跟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历程。而《幸福街》深刻地还原了时代的风貌。”评论家胡平强调，几乎在所有的细节上，《幸福街》都是经得住检验的，成为“历史的书记”。

再大的历史风云也会在普通人的命运里得到折射，这也是何顿像一头“湖南骡子”一样，执着地在现实主义创作领域耕耘的原因之一。《幸福街》既表现社会的变革，也表现普通人的命运，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具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何顿本人也说，如果《幸福街》有什么写作野心的话，就是希望百年后，读者在读完《幸福街》后，能有一种“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就是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