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进入出版程序的《历代辞赋总汇》历时20年，终于出版面世。这部洋洋大作，融汇了上百名专家、学者、编辑、印刷等工作人员的心血。从少年到白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刘茁松参与并见证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记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辞赋总汇》规模空前，请问究竟如何空前呢？

刘茁松：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说明这一点。赋在汉代兴起以后，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体裁，之后历代都有赋体文学作品的汇集编辑，其中规模巨大的，当数清代康熙年间汇编的《历代赋汇》和光绪年间初版的《赋海大观》。民国时期，赋的创作与出版均落入低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出版社虽然也出版了一些相关出版物，但规模都比不上《历代辞赋总汇》，该书共收先秦到清末辞赋30789篇，作者7391人，远远“增其旧制”，可谓“岳阳楼之大观也”。

记者：你刚才说赋是中国文学最具民族特色的文体，请问这个民族特色何在？

刘茁松：这句话本是《历代辞赋总汇》主编马积高先生说的。他198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赋史》，第一章的导言里，开篇就说了这句话。这个民族特色何在，《赋史》第一章并没有明说，但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赋的定义：赋是不歌而诵的文体，以铺叙描写较多为特色。我请教《历代辞赋总汇》的副主编叶幼明先生，他的回答是：这跟赋的语言特色有关。赋的语言讲究对仗对偶，好语成双。我想，文章的对仗跟汉字的一字一声的单音节形式相关，赋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汉语、汉字的特点。赋体现了汉民族在语言上强烈的爱美之心和对于对称整齐之美的偏爱。

记者：诗词歌赋并称，请问赋与诗词有何不同呢？它的地位如何呢？

刘茁松：古人早有“诗庄词媚”的说法，就是说，诗的形式一般比较庄重，词的形式则比较妩媚。赋的形式特点是阔大。中国地大物博，辞赋很能体现这个中国特色。比如“洛阳纸贵”的成语，就源于魏晋时代左思的《三都赋》，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都在赋中，其包罗万象，可当地方志看。

记者：请问辞赋编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刘茁松：收集整理的困难，我们不去说了。从出版的角度看，辞赋编辑的困难，一是校对，二是录入。辞赋出版的主要工作就是校对工作，为辞赋总汇做编辑，其实主要就是做校对。所以我曾经戏言我是辞赋总汇总校对，带领一批编辑和校对分工合作，最后我和项目主管一起把关。从先秦到明代的800万字清样，都达到4次校对，有的已经达到5次。800万字，重复4次，就是3200万字。清代以后的1500万字，主要由合作公司校对，我和项目主管马小驹一起最后通校一遍。其中有3000页，原稿是小五号字的复印件，密密麻麻，校对时有如过雪山草地。校对完成之日，真有如“三军过后尽开颜”。录入的难处，在于原稿中大量的异体字与生僻字。辞赋写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作家用字尚奇好异，以生僻稀奇显示不同凡响。这给电脑信息处理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先后找了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和北京中易中标电子信息处理有限公司两家单位合作，一厂造了一万多字，中易造了两万多字，才大体上应对了辞赋中千姿百态的汉字。汉字的本色是多元化的，汉字不仅一字多音，一字多义，而且一字多形。我们辞赋总汇凭借中易公司高超的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读者看到了汉字的丰富。

记者：辞赋总汇这样大的篇幅，辛苦是肯定的，请问苦中寻乐的“乐”何在呢？

刘茁松：辞赋是音乐性的文学，具有节奏美与韵律美，编辑过程中伴随着音乐般的美感，也就是苦中有乐吧。还有一种乐趣，说来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就是发现了收集点校者句读上的错误，给予纠正，替主编分了忧，替点校者补了过。还有就是，当自己想到，通过我们的劳苦，今后的读者可以或更清晰、或更美观、或更方便地看到他需要的赋文，我们“先天下之苦而苦”，心里会有一种快乐。假如将来大家对《历代辞赋总汇》的评价还不错，那我们就可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